冯骥才：一半“非遗”项目背后没有专家指导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做大做强”

　　问：有的地方也表现出对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异常高涨的热情，会议、展演、文化节一个接一个，这又如何呢？

　　答：地方官员要避免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绩化。别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变成时髦的词儿。有些地方政府官员做事情，不是按照文化的规律做，而是按照政绩诉求和需要做。按文化规律做，是艺人困难了，我得帮助帮助他，但是按照政绩来做就要“做大做强”。真正的文化应该做精、做细、做深。文化是看不见的东西，为了做政绩，要把看不见的东西做得看得见，就只能做大做强。所以才会出现500人一齐在广场上念书、上千人广场上摆茶道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文化不是心灵里的文化，文化应该是润物细无声的。

　　官员要注意自己的价值观，官员的价值观特别容易影响社会的价值观。如果官员把自己的政绩看得太重要，别人就会把自己的个人利益看得太重要，人们就会把个人利益放在终极目标上。那么，谁都会轻视精神的、文化的东西。

　　一半非遗项目背后没有专家指导

　　问：那么，怎样的保护才是科学的保护，怎样的传承才是科学的传承呢？

　　答：目前，已公布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有1038项，如果把省级非遗名录项目全算上，超过6000项。但一半以上的项目背后没有专家，比如年画，70%以上的产地没有专家，没有专家的保护就不会是科学的保护。错误的保护，会更糟糕。

　　我还很忧虑，做文化遗产保护这样的事情是没有报酬的，有多少人愿意投入进来？人类文明在历史上有三个阶段：自发的文明、自觉的文明和文明的自觉。到了第三个阶段，人类的文明才是可靠的。中国历史上，知识界有这种文明自觉，是从抢救敦煌遗产开始的。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到敦煌17号洞，从王道士那里拿走了一大批东西，并在北京六合饭店(现北京饭店)展览了敦煌经卷。他的炫耀，被中国知识界看到了。当时陈寅恪、王国维、向达等人马上找政府，要求把藏经洞里剩下的东西运到北京；还有一批人，如姜亮夫、刘半农等，跑到法国等地，用个人钱财，在法国图书馆里抄写被别人拿走的经文；还有张大千，跑到莫高窟，把石窟编号、断代，还有很多人……

　　现在还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吗？当民族文化遇到困难的时候，自己能两肋插刀吗？现在真的非常需要年轻学人能够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文化。当然，我们为很多中国民间文化守望者颁发过纪念牌，但是这样的人还是太少了，而且他们已经太老了，需要年轻人来接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