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结下不解情缘毕加索：西班牙的斗牛士

    28件陶艺作品、10幅蚀刻画和6本插画书，虽然数量不多，但用这些此前罕有中国公众见过的作品来纪念毕加索，这位20世纪最具创造性和影响最为深远的西班牙天才艺术家127周年诞辰无疑是最好的方式。

　　中国情缘

    毕加索，随着这三个字一同进入中国人脑海的大多还会有三个印象：首先是《格尔尼卡》，当我们在小学的美术课本上看到这幅作品时对毕加索还并不熟悉，但从美术老师的讲解中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这个人是伟大的；其次是天才画家，因为像他那样可以光耀地度过有生之年的艺术家实在不多；当然还有他最吸引眼球的身份——情场老手，这位精力充沛的西班牙画家一生拥有着多段浪漫情史。如此三位一体的概念构成了毕加索在很多中国人心中的印象。

    假如要在20世纪的中国寻访一位与毕加索最有缘的中国人，那么，这个人非中国当代画家张仃莫属。对于毕加索这位自己的老朋友，张仃总是不愿做过多的解释，因为在他看来“毕加索的作品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绘画是视觉艺术，毫无偏见地去看他的作品，他将告诉你一切”。

    其实，和大家热衷毕加索一样，在他生前，他也有着自己的中国情愫。这位西班牙艺术大师甚至曾说：“我不敢去你们中国，因为中国有个齐白石。”国画大师张大千在拜访他时还曾碰到这样的趣事：在他搬出的一捆画作中没有一幅自己的真品，全是临摹齐白石的画作。在张大千看作品时，毕加索在一旁说到：“齐白石真是东方了不起的一位画家！他水墨画的鱼没有上色，却使人看到长河与游鱼。那墨竹与兰花更是我不能画的。”最终，他甚至还感叹道：“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多洛莉丝·杜兰·乌卡尔也表示，毕加索生前对中国文化非常崇拜。他甚至还曾说：“我如果生为中国人，可能就不是画家，而是书法家了。”这其实也正是多洛莉丝把本次展览定名为“材质的诗歌”的原因。在她看来，毕加索的创作虽然用的是西方的形式，但这其中却也包含着中国文化的诗意与灵气。

　　全新的毕加索

    作为策展人的多洛莉丝一再强调：“这将是一次前所未见的毕加索展览，因为在国外也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毕加索还有这些陶艺作品。”相比那些在国际拍卖市场上屡次高调出镜的油画，毕加索的陶艺作品一直异常低调，而这也成为了本次展览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

    毕加索在65岁时开始学习制陶，之后便全心投入，仅1946年至1956年这10年间便完成了2000多件作品。直到1973年去世，他从没停止过陶艺创作。多洛莉丝介绍说：“毕加索的陶艺作品一直都在他的家人手中，很少流落在流通市场上。所以在拍卖中很少见到他的陶艺作品。直到10年前，他的朋友集中展示了一批毕加索的陶艺作品，人们才知道，这位大师原来还会做陶艺。”西班牙的陶艺大师在看过毕加索的作品后评价说，“毕加索是个伟大的天才。此后，拥有其陶艺作品的人则更加不愿轻易出手这些作品，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珍贵的艺术品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呈几何速度的不断升值。”

    作为研究毕加索的专家，多洛莉丝多年前曾到瓦洛里斯参观了当年毕加索的陶器作坊。她说这次展览是毕加索陶艺创作的全景展示：从不精陶艺、在平面上作画，到略通技术、在立体的罐子瓶子上作画，直至精通技术、自己烧陶的整个发展过程。

    一个成功的艺术家总会有自己贯穿始终的独特风格，这次展出的毕加索陶器作品也如是。它们大多体现了毕加索一贯的艺术气质——粗犷刚劲，却充满童稚。而且，这些瓶瓶罐罐中的主角，仍是毕加索纸上绘画偏好的五彩鱼、猫头鹰、母山羊、鸽子、小丑娃娃脸、农牧神等。

    展厅入口处摆放的是毕加索第一个创作阶段的代表作《四条彩色鱼》。而《罐中罐》等则是毕加索陶艺创作第二阶段的作品，那时他正逐步突破平面，转向立体陶器，同时，他还开始试着把陶艺、绘画、雕刻这三种艺术形式相糅合贯通。展品中的《猫头鹰》和被“移植”到陶罐上的《亚维农少女》都属于大师第三阶段的代表作，此时毕加索已经开始自己烧制陶瓷。作品《亚维农少女》不仅将原作的绘制技法全部用到了陶艺上，同时还用自由的手法在新鲜的泥坯上复原了少女的身体，陶罐本身的曲线也更加充分地体现了女性的线条美，使整个作品极具艺术美感。细心的观者还会发现，在毕加索第三阶段的作品中，出现了不少类似中国水墨画的线条和笔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