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络 文章作者:徐建融
徐建融
周岳平
所谓“新浙派”是指五十年代以来活跃在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画坛上的三代画家,第一代以黄宾虹、潘天寿、陆俨少、李震坚、吴茀之等为代表,第二代以方增先、卢坤峰、吴山明、刘国辉、童中焘、何水法等为代表,第三代以陈向迅、林海钟、张伟民、宋柏松、张伟平等为代表。
在此之前,中国画的重镇是在北京和上海,原因是分别有“官”和“商”为依托;从此之后,中国画的重镇则移到了杭州,原因是有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的中国画教育为依托。由于学院体制的中国画教学,在
50 年代以后的中国画发展史上占有最重要的位置,而杭州之外的美术学院,主要的师资并非从旧传统过来的画家,如北京的于非闇、王雪涛,南京的傅抱石、钱松喦,西安的赵望云、石鲁,上海的吴湖帆、唐云,均不在学院,这就使得他们的中国画教学,所培养出来的第二、三代画家,作为中国画家,在“传统”的意义上显得不太传统。而浙江则不一样,由于开始时没有画院的建制,老一辈的传统型名家如黄宾虹、潘天寿、李震坚、吴茀之、诸乐三、顾坤伯等均被安置在学院中,并延请了上海的陆抑非、陆俨少加盟,成为中国画系的主要师资。这就使得浙美的中国画教学比之其他各地的学院,从教学的特色和所培养出来的人才,也就显得更加传统。因此,当其他各地的中国画创作,因老一辈传统型画家的相继故世,传统的特色逐渐式微,浙江画坛的中国画创作,却能于老一辈画家故世之后,依然行进在传统的路线上。更何况,即使就老一辈画家而论,浙江画坛的力量之雄厚,比之其他各地也是有过之无不及的。例如,被学术界称为“
20 世纪四大家”的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齐白石,有三家在浙江画坛;四家中活到
50 年代之后的有三家,又有两家在浙江;活到
60 年代以后的仅浙江的潘天寿一家。而对学院教学产生了最重大影响的,也首推潘天寿,即使黄宾虹,影响也大于短期兼职于中央美院的齐白石。
由于如上所述的原因,
50 年代以后的中国画坛,论传统,新浙派的创作力量及所达到的成就,在总体上要高于其他各地,而且越往后,越是在第二、三代画家身上显现出它的优势。如从
2002 年开始由全国政协所组织的各地“当代中国画名家邀请展”,这种优势可以看得非常明显。
中国画作品被作为商品推向市场,它的行情的涨落,首先便在于作品的质量即艺术的价值。既然新浙派的作品在总体上所达到的成就高出于其他各地,它的市场行情,自然也在总体上高出于其他各地。
再从买方市场来分析。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所复兴中国书画市场,作为大陆的买家,主要是一些民营的企业家。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有一个过程,开始时是以挂靠或承包的名义,因此而名不正言不顺。而到世纪末,民营企业正式名正言顺,浙江,尤其是沿海地区的民营企业,如温州、金华、宁波等地,便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一跃而居于全国之首。我们知道,九十年代前期,参与书画市场的浙江企业家还只是少数,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当时浙江的民营企业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从世纪末到新世纪初,伴随着浙江民营企业的迅速崛起、壮大,参与到书画艺术市场中来的浙江民营企业家队伍也迅速地扩大,成为目前最重要的大陆买家之一。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饮水思源、不忘根本的浓重乡土情结,真所谓“月是故乡明”,与“月亮也是外国圆”的“现代”观念,不啻香壤。因此,海外的华人企业家,斥巨资回报家乡的事例,改革开放以来时有涌现。同样,大陆的民营企业家,当他们富起来之后,进入到书画市场,追捧本地的名家,也成为他们的重要投资方向之一。例如,北京的企业家多追捧北京名家,江苏的企业家多追捧江苏名家,广东的企业家多追捧广东名家,同样,浙江的企业家也多追棒浙江名家。有一个事例颇能说明问题。
90 年代时,黄宾虹的作品价格一直处于低速状态,远不如张大千、齐白石、傅抱石等,究其原因,正因为当时的浙江民营企业家尚未大规模地介入书画市场。而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的民营企业家大规模地介入到书画市场,黄宾虹、陆俨少等的画价便一路飚升,与张大千等逐渐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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