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凯

来源：中华书画网 　文章作者：佚名

　　潘公凯，1947年1月24日出生于浙江宁海，国画大师潘天寿先生的二公子。1996年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2001年6月至2014年9月，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网》专栏作家、专家等。教授在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同时也是博士生导师，自1979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国画创作和美术史论教学工作，1992年5月至1994年1月曾赴美国伯克利大学研访。出版论文集《限制与拓展》、专著《潘天寿评传》、《潘天寿绘画技法解析》；主编《潘天寿书画集》（获国家图书奖）、《现代设计大系》；编撰《中国绘画史》。

　　个人简介
　　潘公凯，1947年1月24日出生于浙江宁海，国画大师潘天寿先生的二公子。1996年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2001年6月至今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网》专栏作家、专家等。
　　教授在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同时，也是博士生导师。
　　自1979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国画创作和美术史论教学工作，1992年5月至1994年1月曾赴美国伯克利大学研访。获旧金山美术学院荣誉博士。二十年来在国内重要刊物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出版论文集《限制与拓展》、专著《潘天寿评传》、《潘天寿绘画技法解析》；主编《潘天寿书画集》（获国家图书奖）、《现代设计大系》；编撰《中国绘画史》。
　　潘公凯教授在艺术方面的造诣也令人仰慕，曾多次在纽约、旧金山、香港、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等地举办大型个人画展，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正是由于在上述方面的显著成就，潘公凯教授出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职。1991年10月被评为“有特殊贡献知识分子”。

　　荣誉历程
1947年1月24日出生于浙江宁海，
1964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附中，班主任系国画大家吴国亭；
1968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附中，受“文革”迫害牵连，下放农村；
1968年—1979年，在浙南贫困山区从事农村文化工作和美术创作；
1978年在浙江美院国画系进修，
1979年—1986年，任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助教；
1986年—1987年，任浙江美术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讲师；
1987年—1992年，任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副教授；
1992年—1994年，赴美国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
1994年—1996年，任中央美术学院研究学部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浙江省美协副主席；
1996年—2001年，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浙江省文联副主席、省美协副主席；
2001年 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
2006年 首次在国内举办大型个人画展
2011年 “静水深流——潘公凯作品展”13日在澳门回归贺礼博物馆开幕
2010年 06月18日观潘公凯个展《错构 转念---穿越杜尚》
2013年，3月9日大型展览“潘公凯——弥散与生成”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开幕。
2014年9月，卸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一职。

　　人物生平
　　家传并非师承
　　潘公凯生于1947年，其时父亲潘天寿年届五十，正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之后时局变迁，学校几经改名，潘天寿还是一直在美术学院内从事教学，1959年担任浙江美术学院(前身即为国立艺专)院长，直至“文革”开始。
　　潘公凯从小在美术学院的院子中长大，耳濡目染之下，潘公凯却没有马上走上美术之路。
　　潘公凯对南方周末记者这样形容小时候的自己：“比较内向，特别安静，对科技的兴趣特别大。院子里很多小孩在打打闹闹地玩，我几乎不出去跟他们玩，天天在家做东西。”让他至今引以为自豪的是，小学三年级就会自己制作电子管收音机。那台电子管收音机是杭州市小学生做的第一台收音机，之后还被拿去参加了少年儿童科技博览会。
　　潘公凯的大哥同样也是对科技更为感兴趣，他一直都没画过画。潘公凯读小学的时候，大哥已经是学工科的大学生，之后毕业又成为杭丝联(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的工程师。那时已经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潘公凯“觉得哥哥很了不起”。
　　哥弟俩“背离”家学渊源，父亲潘天寿并不在意。“当老师时间长了就会明白，看一个人成功与否不能看一时。他对我和我大哥读书很信任，几乎从来不问你们在学什么，考了几分。”潘公凯说。
　　“我父亲并没有教过我画画，但是在传统文化方面对我是有引导的，比如希望我读唐诗宋词、练书法，他会帮我找一些字帖之类的，向我建议，我自己下功夫。”
　　考高中时，潘公凯本来想学理科，但初中的美术老师觉得他画画有天分，就自作主张替他报名参加浙美附中的入学考试，结果潘公凯考了第一名。“附中的校长就到我家来，跟我父亲说，让我不要去别的学校了。我家当时也抹不开面子，加上这个校长确实人很好，我就去附中了。”
　　附中的美术系教的基本就是西洋绘画的基本功，潘公凯大部分时间是在画素描、水粉、色彩，偶尔会学中国绘画基本功———白描，用毛笔很工整地画人物。
　　总归有点不情愿，所以潘公凯在附中读书时“不是很用功”，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课外。因为住校，做各种科技小玩意的材料没法带到学校去，他对科技的兴趣就逐渐转移到文学和哲学上。至今潘公凯还记得《毛泽东的青年时代》那本书的内容——毛泽东在岳麓山怎么去锻炼身体、下暴雨的时候到山上去跑步，以及他独自一人不带分文去做农村调查。
　　潘公凯也有一次跟父亲雨中登山。1965年他陪父亲住在莫干山，“我们撑着伞也被雨水打得透湿。父亲却毫不介意，兴致勃勃地指点群山，不住地赞赏这大自然雄浑的美，觉得无比畅快。”潘公凯说。
　　潘公凯上附中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大家总是吃不饱。“有一天浙美不要粮票就可以吃地瓜，有一个同学就因为吃太多胃撑破了，送到医院都没抢救过来。”相比这些同学，潘公凯家里条件比较好。“当时浙江省只有几个一级教授，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一个月325元，毛泽东也才500元。”最困难的时候也每个月有一辆三轮车拉过来，送点油、糖、肉、米。但年轻气盛的潘公凯坚决不回家里吃饭。当时他对自己的要求是，饭绝对不能比同学们吃得好，活儿绝对不能比同学们干得差。在同学当中，潘公凯是缝被子的好手，不但会手缝，还会踩缝纫机。

　　文革时的保守派
　　潘公凯附中没读完，“文革”就开始了。为此，潘公凯向本报记者自嘲，笑说自己“大概是整个中国美术学院教师中学历最低的一个”。
　　1966年秋，潘天寿被揪出来游街批斗，这让潘公凯非常震惊。“他没有历史问题，纯粹只是作为知识分子学术权威被打倒。我认为这个理由不充分，但我也很清晰地认识到，这不是我父亲个人的问题，而是政治形势的问题，是全局性的问题。所以我当时没去责怪我父亲怎么成了反革命，而是去研究‘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
　　“文革”初期，浙江美院就成了浙江省造反的“井冈山”，浙美的学生成了浙江省的革委会的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浙美的造反派就上了天安门。“正因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都是浙美的，所以在浙美没法做逍遥派，斗得特别厉害。”
　　潘公凯是“坚定的保守派”，“因为我觉得批判谁都应该要证据，而造反派就认为要先打倒再找证据。”浙美的保守派很快就被武力压垮了。潘公凯不仅是保守派，还是“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保守派就把他清洗出来了，不过他们关系还算比较好，让潘公凯自己写一个主动退出的声明，实际上退出之后还帮他们干活。
　　后来工宣队进驻，宣传不管什么派都要团结起来，把学生分派出去工作。
　　潘公凯“当时思想特别好”，主动提出要去浙江最穷的地方。之后去了浙江温州旁边特别穷的文成县。
　　他还带了一点油画颜料下去，画了不少写实的宣传画，“用美术方式为农民服务”。同时也还在纸上画过一点油画风景，纸都是自己做的，就是在铅画纸上涂一层白颜料。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不知道了，当时有一拨年轻人很理想主义。我身边就有思想特别好的，干活累死在地里。这种激情我们的孩子现在回头去看都不能理解，但这是真实存在过的。”

　　接续传统才是关键
　　潘公凯真正学国画是在“文革”结束后。
　　那时潘公凯刚回到浙美，“基础还在，也开始进入初步探索，画过许多风格的。”他最早是学画写意人物，受李震坚、方增先影响，走浙派人物画的路子。之后又想完全摆脱素描影响，纯用线、平面化造型来画人物，画了一幅“顾恺之”后又放弃了。
　　之后他开始整理潘天寿的理论。潘天寿的观点是“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父亲喜欢以山峰为喻，‘拉开距离’的策略，不是站在中国绘画的高峰看西方绘画的高峰，而是立足于更高更远的战略点上看中西绘画两座高峰。因此他反对将两座高峰上的土搬下来填平两峰间的山谷，否则就会失去各自峰顶的无限风光。”
　　1980年代中期，潘公凯提出中国画的发展策略，希望用20年的时间维护中国画传统体系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希望有一拨人关起门来研究中国传统画，“不要乱改革传统，把传统搞明白之后自然会明白未来要怎么走。我当时想在浙美这样做，但是浙美这么一个保守的地方也不能接受我的看法。”
　　1984、1985年，潘公凯写了一篇大概3万字的长文，寄给了当时的美协副主席蔡若虹。“我那时已经有预感，随着改革开放会有声势浩大的西化运动，而且会出现偏差。所以一开始，我就写文章纠偏。”潘公凯把长文拆成4篇，分别在4个地方发表。4篇是《中西方传统绘画的差异》、《中西方传统绘画不同的心理学根据》、《绿色绘画的略想》和《互补并存、两端深入》。潘公凯想通过这些文章对全盘西化的思潮进行牵制，很快成为了高名潞等美术批评家的辩论对象：“他们说我是‘用现代理论武装起来的保守主义者’。”
　　在潘公凯看来，这其实是个有趣的误会。当时“新潮美术”开始壮大，“正统”的老先生们已经不来参加讨论会了。急于找对象批驳的“新潮派”就把潘公凯视为“守旧派的新代表”。潘公凯其实同意西方系统很合乎逻辑，但他想论证的是，中国的美术同样也有自己的逻辑，有自己的历史和未来。
　　自1985年以后，潘公凯基本不再画人物，而是专注于水墨花卉，开始临摹，研究吴昌硕“文人气浓厚又有力度”笔墨风格。“在我看来，画不画人物不是关键问题，如何接续传统才是关键。”
　　“那从哪里开始接续呢？中国传统的绘画是有主线的，主线就是文人画系统。比如唐代以前是人物为主，宋代以后是山水为主，明代以后转变为花卉为主。文人画系统发展到民国，发展到20世纪，最主要的代表人物的作品就是写意花卉，所以我要从写意花卉这里接起往下走。”
　　1980年代末，潘公凯提出“绿色绘画”概念——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有机和谐为内在意蕴的绘画。在他看来，“回归自然”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可以是中国传统精神与世界未来潮流的汇合点。至今，潘公凯相信，正是在这个汇合点上，未来的中国绘画可以站稳脚跟，走向世界。

　　荣誉称号
　　1991年10月被国家评为“有特殊贡献知识分子”。
　　旧金山美术学院荣誉博士。

　　个人作品
　　论文集《限制与拓展》
　　专著《潘天寿评传》《潘天寿绘画技法解析》
　　主编《潘天寿书画集》（获国家图书奖）《现代设计大系》
　　编撰《中国绘画史》

　　艺术风格
　　潘先生在2004 新写意水墨画邀请展研讨会上论述“写意”背后的文化结构，认为“新写意”这个展览的构想很好，很有现实意义。目前，中国画画家队伍庞大，从第十届全国美展的国画作品来看，为了能让作品入选，不少画家的作品中“做”的成分比较多，在评选过程中，评委们普遍觉得国画看起来很累，几乎见不到抒发性灵的、很“痛快”的作品。如果把“写意”看成是一种画风，那么可以说，目前这种画风低靡。因此，这个展览的举办很有意义。刚才的发言者都讲到了“写”和“意”，无论是中国画还是西画，其背后都有一种价值结构、文化结构。中西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中外“写”的形式语言中都包含有独立的审美语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笔墨”是历史形成的复杂的东西，它是一种流通性的语言。“意”与中国文化精神，与中国人的人格密不可分。正是中国文化深厚的文化渊源决定了中国画是复杂因素的组合体。因此，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变革它往往就会使之失去精髓，但不变革却又难以适应当代社会。但变革是必须的。我们要进一步探讨古典结构，探索推进的可能性。
　　潘公凯是带着新的思考去做水墨画的，他面临的课题与他父辈一代人有相同的方面，也有许多不同。潘公凯的画是意象的，他充分发挥水墨特有的抽象性，有时迷醉于水墨的抽象美，这一点他比当今一般水墨画家走得更远，更不用说比他的父辈们了，但他没有踏进抽象主义的疆域，潘公凯之所以审慎地处理情、景、境之间的关系，固然是为了追求作品精神内涵与形式语言表现力的丰富性，但同时也肯定有这样的考虑：那就是保持与传统水墨人文精神的一脉相承性，而不使水墨与传统的人文精神脱节而走向“实验水墨”或“非水墨画”的境地。
　　大笔大墨能够造势、造效果，但在精神内涵与形式美感上容易流于空泛。潘公凯在这方面做了费尽心思的探索，并取得了成果。在大幅画中他用大笔触、大墨块布局时，即十分注意发挥笔力、墨韵的作用，而落笔之后则更加审时度势地做因势利导的处理，然后再细心收拾细部，在保留大气势的基础上讲究笔墨情趣。而在小幅画中，他则主要用有韵味的长线和墨块来统率画面，有时辅以淡彩，在尽情发挥笔线的长短曲折和齐与不齐中，在墨的浓淡、虚实与黑、白、灰的关系中，求理求趣。
　　潘公凯说，他将艺术格调看成是知识精英的群体性精神的价值取向，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现状和未来走向有很多思考的他，在创作中与其说是在追求形式美感，毋宁说是更多带有学术性的探究精神。徐悲鸿先生曾把画家分为两个类型：学究型和明星型，潘公凯属于前者，他的水墨画不为取悦观众和市场而作，格调是高尚和纯正的。潘公凯是从逆境中经过艰苦奋斗走过来的人，他现在处于顺境之中，可以说他饱尝人生五味，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水墨作品是他人生历程的痕迹。在潘公凯的水墨中看到他为人的正直、执着和做事的认真，性格的倔强以至有些固执，看到他的理性思考和学术修养，也看到他内心世界的一些孤寂和理想主义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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