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华读书报 文章作者:杨玉娟
高建平,江苏扬州人,1955年生。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理论研究室主任,国际美学协会秘书长,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著有《画境探幽》、《中国艺术的表现性动作》、《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全球与地方:比较视野中的美学与艺术》等著作,并翻译了多部美学著作,发表近百篇中英文学术论文。) 杨:高老师,您好!很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据我们了解到,今年8月9日, "第十八届世界美学大会"将在北京召开。请您首先谈谈这个会议在美学界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高:世界美学大会每三年举办一届。全世界的美学家们,都对这个会议很重视。年轻的研究者,能申请到旅费就会来;年长者,只要身体情况允许,也都会来。每次大会的主题常常会对国际美学界的一些思想、潮流、主要学术方向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产生很大的影响。大会可以将世界各国的美学家汇聚在一起,讨论美学问题,推动美学发展。 杨:您能否就您过去参加世界美学大会的一些经历,简单谈谈世界美学大会的发展历程? 高:我参加了过去五次的世界美学大会。 1995年,我去芬兰的拉赫底(Lahti)参加第十三届世界美学大会,这次会议开始设立一个"非西方美学专题"。这次大会引进一些新的话题,如"走出分析美学"、"走出康德美学"、"关注后现代"、关注"环境"等等。会议的主办者是索妮娅·塞尔沃玛,她特别关心自然美,当时,她在拉赫底领导一个艺术学校,将会议办得很有艺术性。我在那次会议,见到美国美学家阿瑟·丹托,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此后,他们就由于年事已经高,没有再参加世界美学大会。 1998年,我到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参加第十四届世界美学大会。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作为哲学的美学"。但会议上所强调的哲学,并不是曾经在西方占据主流地位的分析哲学,而是号召走出分析哲学和分析美学。在这个会上,我首次感到"后现代"作为一个口号从文化研究界进入到美学界。这次会议有两场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是德国耶拿大学的沃尔夫冈·韦尔施关于"作为一门艺术的体育"的挑战性演讲,另一个是意大利女学者格拉琪奥·玛其亚努主持的关于比较美学的圆桌。 2001年的东京会议,是第一次在亚洲举行的世界美学大会,以前的大会都是在欧洲举办,只有一次是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东京会议的主题是"21世纪的美学",这次会议也是上一次会议的继续,让非西方国家将自己的话语加入到世界美学的大平台上,这也反映了国际美学协会在世纪之交的深刻变化。 2004年,我参加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变革中的美学"。将世纪之交所出现的美学上的一系列变革,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这次会议,沃尔夫冈·韦尔施所提出的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话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拉丁美洲的独特风情,给这次会议涂上了独特的色彩。 2007年,我参加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的会议。土耳其位于亚洲和欧洲的交界处,是个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国家,非常独特,堪称东西方的走廊。这个走廊过去是东西方战争的通道。现在,战争已经成为过去。安卡拉大会的主题是"美学为文化间架起桥梁",致力于文化间的对话。 新世纪以来的会议,基本上都是在欧洲以外的国家举办的。一次是在日本,一次在土耳其,一次在南美。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的美学家们对这个学科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他们的加入,也使这个学科发生巨大的转变。 杨:这次在北京大学举办第十八届世界美学大会,我们会突出哪些特色? 高:根据本次会议的主题--"美学的多样性",我们更愿意推动美学多元化、多样化发展。美学不是按照某个定义来发展,而是在传统美学知识的基础之上,构建一个平台,从而对探索更多的领域进行探讨,寻找更多的学科发展的可能性。美学要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促进对美好的城市和乡村的建设,促进美好生活的建设。 这种多样性,当然还包括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美学间的相互对话。你提到在北京大学举办这次大会的独特意义,我想强调,现代中国美学的形成和发展,与北京大学的几位老一辈学者,包括蔡元培、邓以蛰、朱光潜、宗白华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朱光潜先生曾经说过,欧洲的"美学"是从18世纪开始的,在此之前只有"美学思想"。这种美学传到中国,已经是20世纪初年了。现在有些西方人说起中国美学,印象中还只是中国古典美学。我说,那是中国美学的史前史,是美学前的美学。这种美学很重要,我们要大讲特讲,但是,我们也不能给人以这种印象,即现代中国没有美学。我们在会上,要讲现代中国美学,20世纪中国美学家曾做出了很大的成就,对此,过去西方人了解很少,这次会议,就是要让他们改变这个印象,告诉他们20世纪中国美学的成就。 我们还想强调的一点,就是中国人对美学的理解。在中国,美学不仅与哲学,而且与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理解,对于美学这个学科的发展来说,是一种健康的力量,它会纠正美学过于书院化的弊端,为美学这个学科带来新的知识生长点,也带来新的学科意义。 杨:当前中国美学的发展与80年代"大讨论"时期相比,有了什么新的变化?是有了深入的发展,还是停滞不前了? 高:这涉及到一个复杂的问题即"理论如何才能有作为"。美学家不是社会活动家,美学家主要还是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美学当然也不是平面的,今天的美学与80年代的作用同也不同。 当年,朱光潜先生提出无功利的静观,与当时的"后文革时代"的要求相契合,目的是要探寻艺术的去政治化和人性化。这是"美学热"能在80年代发生的重要原因。 在此我很想重复这样的观点:不要将美学局限在纯粹学科的发展中,而是将其看成是社会中的美学。美学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寻找自己的角色,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语境中起到不同的作用。 美学不是要探究美的本质,而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探究艺术是什么,起到什么作用。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的话,会发现当代美学有很多积极的发展。后人怎么评价今天的美学,那是后人的事。 当前中国美学讨论的气氛逐渐开始浓厚起来,这是很有意义的好事,如果能够有更多的关于美学的学术争论,会对中国美学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 近年来,有些美学话题引起很多争论,例如"日常生活审美化"与"超越美学"的对立,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与80年的美学热时相比,今天的视野更开阔,与国际美学的发展也有着更多的联系。然而,当代的一些讨论也有理论的系统性不强的特点。上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时期,像李泽厚、蔡仪等人,都发展出了相对完整的体系。今天的美学,理论上的论争不足,理论体系的建构思路也不明晰。希望未来会有出现更多的美学派别,进行学术上的探讨和争论,从而推动中国美学的发展和深化。 杨:上世纪80年代曾有过"美学热",那时美学在知识界和大众中都有很广泛的影响,目前美学似乎被边缘化了,成为书斋中的学问了。请问事实是否如此?如果是的话,我们想知道您的理解。 高:上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是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的特定结果。美学当时起到思想解放的作用。美学热是一种政治的需要,因此,那一代的美学家是对思想解放有很大功绩的,我们不应该忘记。到了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美学这种角色慢慢消失了,这时的美学不再扮演意识形态转型的角色。美学也被边缘化,变成了书斋中的学问。美学家开始整理中国古典美学,翻译外国美学。当然,学科化、专业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但专业化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视野的狭窄。因此,怎样走出去,经过文化研究又超越文化研究,从而回归美学,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这也是我所讲的"美学的复兴"的主要内容。关于"美学的复兴",我写过文章,在别的地方也多次讲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杨:您觉得美学在当今的社会中应该扮演一种怎样的角色?当今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如高校学生自杀、富士通员工自杀,以及被人们经常提及的各种精神、心理疾患。您认为这些现象与美学研究、教育有关吗?美学能否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启示? 高:美学家不是心理医生,美学工作者不会到公司和校园里去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搞美学的,不可以去挂牌开业。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美学与这些现象没有任何关系。高校的问题与校园文化建设有关,企业的问题和企业文化的建设有关,而不管是校园文化还是企业文化的建设,都应该是人文学者,包括美学研究者应该关注的问题。美学家不应只是生活在书斋中的学者,他们的学问必须要与社会联系起来。当然,作为一门专业,首先是一种基本的学术修养与专门训练。在此基础上,美学家可以关注更为具体的问题,如环境问题、城市问题、企业和高校文化问题。这些问题也应该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 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礼别异、乐同和"。这个观点放在今天来理解,也许可以这样看:社会不可避免地会有等级区分关系,形成人与人关系的紧张。审美与艺术构成人的另一种生活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得到沟通,相互和谐的关系被重新建构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就认为,"乐"能达到"治"。 一个企业,一所学校是如此,整个社会也是如此。美学本身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弊端之时,才在18世纪作为一个学科被建构起来的。在人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之时,倡导审美无功利,艺术自律,就是要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弊端进行反制。今天,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中国,进行文化建设,培育一个健康的社会,从而使国家和民族得到全面而协调的发展,美学可以而且应该起重要的作用。 采访/杨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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