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江门日报  文章作者:陈福树

    一生收藏历代金石拓本1284件

    收藏碑刻拓本是梁启超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项书法活动。

    据冀亚平等编写的梁启超所藏金石拓本目录,梁启超一生共收藏历代金石拓本1284件,其中属于商代的碑刻5件、周代14件、秦代4件、西汉13件、东汉125件、三国13件、西晋5件、东晋9件、十六国3件、南朝17件、北朝434件、隋代93件、唐代393件、五代十国7件、北宋26件、南宋18件、辽国1件、金国5件、西夏国1件、元代3件、明代5件、清代73件、民国4件、无纪年6件。从《目录》所显示的资料可以看出,梁启超所收藏的碑刻拓本中,从朝代看,商代至民国时期,每一个朝代无不有之;从书体看,金文、小篆、大篆、汉隶、魏楷、唐楷各种书体齐全;从碑刻的种类来看,钟鼎、碑石、墓志、造像、摩崖、刻石等无所不包。

    1984年由香港书谱出版社与广东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在学术界、书法界中较具权威的《中国书法大辞典》,其所收录的碑刻(包括摩崖、刻石)、墓志的辞目约3000条,可谓囊括已出土的和著名的中国历代碑刻和墓志,而梁启超一个人所收藏的碑刻和墓志的拓本竟差不多是其中的一半。由此可见梁启超收藏碑刻拓本“工程”之浩大,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难以想象。

    至于梁启超是从哪一年开始收藏碑刻拓本的,他从来没有向人提起过,著述中也未谈到过这个问题,但他从1916年开始陆续对所收藏的碑刻拓本进行校勘和题跋,在多件拓本跋语中谈到其收藏时间、地点和来源,其中1925年在题跋《李壁墓志》拓本中写道:“碑以宣统元年出土,余方在日本,何澄一寄我一拓片,欢喜累日。……”由此可以推断,梁启超至少在宣统元年(即1909年)之前就已经开始收藏碑刻拓本了。因为梁启超在此之前如果没有收藏碑拓的爱好,何澄一是不会从千里之外给他寄新出土的碑拓的。而在1909年之前的11年间,即从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起,梁启超一直逃亡在国外,他不可能直接进行收藏碑刻拓本的活动。在此期间,别人不可能知道他有收藏碑刻拓本的爱好,因此可以进一步推断,梁启超早在1898年之前就已经进行收藏碑刻拓本的活动了。当时,受到有清以来金石学勃兴的历史氛围的影响,更有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大力倡导碑学,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学生,在十九世纪90年代初萌发收藏碑刻拓本的兴趣,这是很自然的。

    同时,据有关资料显示,梁启超收藏的碑刻拓本中,除有极少数如东汉的《樊敏碑》等数件为明代拓本和东汉的《张迁碑》等近十件为清代乾隆年间拓本外,其余大部分藏品都是嘉庆、道光年间的拓本或清中期至民国初年新出土的碑志、造像的初拓本。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梁启超只要知道那里有古代的碑刻或有新出土的碑石、墓志,他就千方百计(包括友人馈赠和花钱购买在内)将其拓本弄到手。

    梁启超跋《颜勤礼碑》云:“碑以民国十一年出土,今在陕西节署,此本为刘雪亚督军镇华所寄赠。”民国十一年即1922年,说明梁启超的碑刻拓本收藏活动至少延续到1922年。由此可见,梁启超收藏碑刻拓本的时间跨度足有30年。

    梁启超在收藏碑刻拓本的同时,还对其中的130多件拓本进行题跋。最早的题跋是写于1916年1月的《礼器碑跋》,之后直至1926年,历年断断续续都有题跋,时间跨度达11年。1918年1月,共题跋34件。而大部分的题跋多集中在1925年,这一年题跋(含再跋)超过100件。

    梁启超所题跋的碑拓,有汉代和魏晋的碑刻摩崖,有南北朝和隋唐的碑刻墓志,其中大部分为西汉和北朝的碑刻墓志。题跋的内容主要有记述碑刻的出土发现情况及其去向、记录碑拓的递藏经历、校勘考释、题署碑刻名称和年代、品评书法等方面。所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文字却十分精练,可谓字字珠玑。

    梁启超逝世后,其家人将他生前收藏的近1300件历代碑刻拓本尽数捐献给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人们在惊讶之余,更为梁启超的精神与毅力所叹服。

    两次重大的公众书法活动

    梁启超一生中参加过的重大公众书法活动主要有两次。

    其一为1913年4月9日(农历三月初三),梁启超发起在北京万牲园举办修禊赋诗作画写字活动。应邀参加修禊活动的有满清遗老诗人易实甫,著名启蒙思想家、翻译家、诗人严复以及画坛名宿姜颖生等北京学术界名士、诗人等40多人。大家曲水流觞,吟诗作赋,尽遣雅兴。梁启超当时作有七言长古诗一篇。

    他在次日写给梁思顺的信中说:“今年太岁在癸丑,与兰亭修禊之年同甲子,人生只能一遇耳。吾昨日在百忙中忽起逸兴,召集一时名士于万牲园续禊赋诗,到者四十余人,老宿咸集矣。竟日游宴一涤尘襟,归国来第一次乐事。”又在12日《与娴儿书》中说:“修禊诗,录一份寄汝,共和宣布以后,吾第一次作诗也。同日作者甚多,吾此诗殆压卷矣。”梁启超在信中还称:“兰亭以后,此为第一佳话矣。”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信中描述这次活动时用了三个“第一”:归国以来“第一次乐事”和“第一次作诗”,兰亭以后“第一佳话”。可见他对成功举办这次活动是何等之兴奋。

    另一次活动是1926年秋,梁启超兴致勃勃应邀为清华学校教职员书法研究会上作书法演讲。其演讲由学生周传儒手记,以《书法指导》为题,1926年刊于《清华周刊》第392期,后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102卷。

    梁启超为什么如此乐意作书法演讲呢?他在演讲前的“开场白”中作出了回答。他说:“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许多同事所发起的书法研究会上,讨论这个题目。我自己写得不好,但是对于书法,很有趣味。多年以来,每天不断的,多少总要写点,尤其是病后医生教我不要用心,所以写字的时候,比从前格外多。今天这个题目,正好投我的脾味,自己乐得来讲讲。”

    1919年,梁启超赴欧洲游历。归国后潜心学术研究,花在书法学习和研究方面的时间也特别多,有极为丰富的的实践经验和深刻的体会,再加上在游欧期间,接受了西方的美学思想,运用于书法研究中,因此这次书法演讲非常成功。他在这次书法演讲中提出的书法美学思想,被书学界称为现代书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 << < 1 2 3 > >> >>|


·上一篇文章:冯骥才:绘画是艺术家心灵的闪电
·下一篇文章:一个农民书法家的快乐人生:常为老乡写春联


转载请注明转载网址:
http://www.o83.com/news/rensheng/0882892712J2E4596892B27CG951G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