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都市报》  文章作者:佚名

掉,我们在吹“世界名画家”呀,像这样的画家在巴黎不知有多少。客观地讲,潘玉良的画不算好,格调不高,她和常玉比,差很多。常玉的画相当不错,有格调,有性格,我觉得中国人画油画到西方去的,常玉是第一个。常玉开始是花花公子,很有钱,非常自由,非常任性,完全是艺术家的个性,不管明天,但是画得很有意思,最后是穷死了。他的画不值钱,一捆一捆的,几个法郎一捆,台湾一个画商买了,现在价钱很高。常玉和赵无极的关系不错。那么,潘玉良一直在法国,画得不好,卖不掉,就用宣纸画裸体,也很庸俗。她的生活很困难,住在一个贫民区的楼上,在五楼,自来水只到四楼,五楼是加的楼,没有自来水,我星期天去玩,帮她提水。(笑)她人非常豪爽,画稍为俗一点,但是人好像是大姐,很好的。

    南方都市报:后来很多电影、电视表现潘玉良,搞得名气很大。

    吴冠中:胡来,胡扯!

    南方都市报:在法国留学,对你在艺术上的影响如何?

    吴冠中:开了眼界,对我后来的艺术非常重要,使我感觉到造型艺术是怎么回事,构成、结构是什么东西。法国的艺术讲格调,我觉得跟中国文人讲的格调很接近,表面不一样,实际上骨子里是一种很接近、很高级的东西。

    南方都市报:八大、石涛的作品也是讲格调的,艺术到了最高的境界是殊途同归的。

    吴冠中:对!梵高和石涛他们见面的话,一见如故!相反,那些低级的,像徐悲鸿这样的画,他们并不接受。(笑)徐悲鸿从法国回国以后,画得比较写实,比较像,一般的官僚就懂了,觉得画得像。他会搞那些人际关系,跟官员搞得比较好,中国慢慢知道有徐悲鸿,画马呀,画了很多东西,在中国就很厉害。

    南方都市报:在法国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将西方高格调的东西和中国的好东西糅合在一起?

    吴冠中:看了几年以后,我完全理解,欧洲的高级艺术跟我们古代的好东西道理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回国以后讲,中国古代优秀的东西和西方优秀的东西是“哑巴夫妻”,虽然语言不通,但爱情是甜蜜的。我到今天还是这样看,中国今天的好东西跟西方的好东西太相近了,完全一样。到了法国以后,我懂得艺术是什么东西了,而且到了法国以后,回来看中国的东西,更能看懂。这一点,赵无极有同感,他原来在国内不喜欢中国画,潘天寿上课时,他不上,考试时画一块石头,潘天寿要开除他,林风眠把他保下来的。中国的东西,他原来根本不看,到了法国以后,把中国画看懂了,因此他的画把中国好的传统放进去了。
 

    我是现代写生最多的画家

    1950年,吴冠中从巴黎回到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1952年,吴冠中在文艺整风中受到批评,被称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堡垒”,所作人物画被批判为“丑化工农兵”。因不愿按照流行模式画人物,自此改画风景。1953年,吴冠中调至清华大学建筑系。后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文革”爆发后,一度被禁止绘画、写作。吴冠中在劳动间隙作画,常背粪筐去写生,被学生戏称为“粪筐画家”。

    南方都市报:1950年你怎么想回来了?

    吴冠中:这个问题不仅是我,是所有的留学生的人生大问题。当时想,回来以后,这一辈子就出不去了,命运完全改变了,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考虑。大部分的留学生都是比较优秀的,都想报国,觉得回来特别苦,关系不大,因为我们穷惯了。他们考虑的问题是回来以后还能不能研究,所以美国当时阻碍科学家回来,搞文艺的关系不大。

    南方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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