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  文章作者:刘洪宇

    记者:通过对海外中国艺术品的调查、考证,有哪些发现?我们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哪些成果?  

    杨振国:许多调查、研究、考证填补了学术空白。如对流入美国的董源《溪岸图》、流入日本的《寒林重汀图》,特别是《溪岸图》,我们经考证认为是世界级的国宝。禅宗画虽不始于南宋,但在南宋最为盛行、最具有时代特色,其作品国内流传甚少,而是大量流传日本。我们吸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玉涧的《庐山图》和《山市晴峦图》是禅宗山水画中最突出的作品。  

    传世的辽代卷轴画极少,真伪与时代的争论又多。只是建国后发现大量的辽墓壁画和罕见的山水、花鸟卷轴画,还有画在棺椁上的漆画,使我们对辽画有了更多的认识。流失到美国的辽代木板漆画(棺椁画)《幸马图》、《侍卫图》是最新查找到的精品,未见国内外著录,也是建国后艺术品走私流失海外的典型事例。对清初“金陵八家”我们结合所收作品,进行综合研究,对于他们的艺术活动,有了进一步了解,对画家龚贤、邹 吉吉的生卒年、生平都有新的研究成果,提出龚贤《清凉台图》册页(美国景元斋藏)是他传世的最早作品,作画时年约二十岁,这是重要发现。  

    1998年,南京艺术学院林树中教授担任总主编的 《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八卷,100万字,收图2000余幅,我是主要作者之一。这是到目前为止研究海外中国艺术品的主要代表著作。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书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全社会要求归还海外中国艺术品的热潮,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作了专访,称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近年又有《海外藏中国历代雕塑》、《海外中国佛教造像》等著作出版,将这一领域的研究逐渐推向深入。  

    记者:这些海外艺术品在中国艺术史研究上有什么地位和价值?  

    杨振国:我们在开始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一个口号,就是“重写中国艺术史”。之所以提这个口号,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是海外中国艺术品数量庞大,精品乃至国宝很多,而被纳入目前的中国艺术史编撰和研究体系的作品又为数极少。二是国外有一大批学者(包括华人)研究中国艺术史,百年来他们取得的成就值得我们重视,尤其是他们以博物馆藏品为基础,研究成果是非常扎实、深入的,他们的研究角度、方法、概念等,我们都可以吸收。三是现实的需要,我们接触到那么多精品、佳作,国内的画家大都没见过,这些作品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启发的。史学研究要关注现实问题,这是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记者:对海外艺术品流失这一现象您有什么感想?能否回归?  

    杨振国:有学者说,“敦煌学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实,那么多艺术品的流失何尝只是叫人伤心呢,这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屈辱史!近代中国国势衰微,完全是被动挨打的局面,几千年文明积累的国宝成了帝国主义列强掠夺、猎取的目标。当时中国政府的无能、媚外,一些民众甚至官员、专家的无知,都是造成流失的原因。即使现在,少数人还有糊涂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些艺术品藏在国内不如藏在国外博物馆能够受到很好的保护。这种看法不仅错误而且荒唐。谁能容忍强盗的逻辑呢?  

    目前,散佚在海外的艺术品回流通常有三种途径:一是通过国际公约组织,按照国际法追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约》专门解决文物回流问题,然而这一原则虽然得到国际间基本认同,但一些收藏中国艺术品较多的国家,至今尚未在公约上签字,《公约》对这些国家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这条“回流路”还是有很大的制约性。国际公约对文物讨还的举证要求非常高,成功的经验很少。1994年河北省曲阳县王处直墓武士浮雕被盗,后经外交途径成功追索,这是屈指可数的案例之一。  

    二是通过国际友人、海外华人华侨或藏家的捐赠。美籍华人王季迁就曾表示过要有偿捐赠自己收藏的字画;而曾经在台湾举办过展览、酷爱中国佛教艺术品的美籍华人陈哲敬,便借在北京展出包括龙门石窟遗失佛头在内的16件珍品雕像的机会,以极低的价格让这批珍贵的艺术品回流中国。三是透过市场竞买。拍卖也是艺术品回流的一种途径。仅北京翰海公司2002年春拍中的2000多件拍品中就有50%是海外回流的艺术品。其他拍卖公司的拍品中,海外回流艺术品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大,近年艺术品以拍卖的方式从海外回流国内呈现出了一个逐年递增的趋势。但这也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刘洪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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