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捐赠史背后的故事

来源：中华书画网 　文章作者：佚名

　　藏品故事

　　每件藏品的背后，都有一个难忘的故事。梁金生曾接手了一件国宝级文物——由天津潘大卫的母亲捐赠的“大清乾隆御制珐琅冰箱”。

　　说起这件文物的来龙去脉，颇为曲折。1966年的“破四旧”浪潮，是年8月波及到天津潘家。红卫兵们在顷刻之间，就席卷了大量的古玩字画，并砸碎了很多珍藏瓷器。与大批字画一同被查抄的，就包括这对国宝级文物珐琅冰箱。这藏品是潘大卫的外祖父在上世纪30年代经由徐世昌的弟弟介绍，耗费3500大洋的巨资买下的。当时购买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文物外流。

　　然而落实政策后，大部分被抄文物被退回，却少了那对珐琅冰箱。“少了哪件都行，就是不能少了这冰箱”，当时潘家甚至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引起国家的重视，不要让国宝流失到国外。几经周折，直到1985年，珐琅冰箱才终于在北京东城区委党校的地下室里被找到。

　　认领物品时，潘母当即决定将这对珐琅冰箱捐赠给国家，捐赠手续也于是年的11月6日完成。当时故宫为潘家颁发了捐献证书和一万元奖金，但他们拒绝收钱，几番来回之后，故宫还是派人将钱送到了潘家。就是这国宝，曾在1999年故宫博物院入藏文物精品大展中引起轰动。潘母的一个决定，让一件国宝级文物就这样永远留在了故宫，让世人得以瞻仰。

　　令梁金生感动的，也正是这种没有杂念、不慕财富的捐赠者。潘母捐赠的时候，距离“文革”结束已近十年，当时政策也允许个人收藏文物。试想一下，这国宝级的文物如果在市场上交易，价值会怎样？新时代

　　1992年，对中国收藏市场来说，是一个新纪元。这一年，一场由北京市政府组织的文物拍卖会开幕，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改变了文物模糊和自我否定的身份的标志性事件。此后，拍卖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日渐红火。

　　然而，当文物价值通过拍卖等形式逐渐得到承认的时候，却直接带来了两个后果：文物价格的上涨速度超出想像；个人捐赠的数量越来越少。让梁金生体会尤为深刻的，则是征集文物难度的日渐加大，捐赠人数的日趋减少，以及捐赠物品质量的相对下降。

　　1995年，梁金生代表故宫竞拍宋代张先的《十咏图》，600万起价的一幅画，经过多轮举牌，最后以1800万的高价，将这件国宝留在了故宫。“当时如果不是因为代表故宫，可能还会有人举牌，因为知道我是代表故宫竞拍，所以旁边的人当时都在喊‘就给故宫吧’，这样后来才没有人举牌。”想起这段往事，梁金生至今还颇为感慨。

　　此后，梁金生经手回购的藏品还有1996年沈周的《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和2003年的隋人书《出师颂》，二者分别以600万元和2300万元的价格成交。

　　然而，作为一个由国家拨款的事业单位，故宫却常受制于经费，许多曾经从故宫流失的文物，也不能放开了去竞拍。

　　而征集经费，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万元增加到1000万元左右，但对于回购征集已经被市场热炒成天价的故宫旧藏，依旧是杯水车薪。与此同时，被炒高的市场价格，也让一部分收藏者欣喜异常，一定程度上也在抵消收藏者的捐赠可能。

　　以价值为衡量准则的商业社会，使过去七十余年里的捐赠文物高潮，仿佛有着一股戛然而止的迹象。

　　“那么，在商品社会，捐赠会不会就此中断？”我有些担忧，梁金生说不会，大的藏家在晚年大多数都会选择将藏品奉献给国家。对于文物，这是最好的保护方式，也是文化的最佳传承方式。不过，梁金生也承认，“如今捐赠者的确是越来越少”。

　　回看故宫及中国70余年文物捐赠史，张伯驹的几句话可谓最好的注脚：

　　“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

　　“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

　　章诒和在其著作中曾厘清了一个错误认识，即在收藏从单纯爱好变成一夜致富的行当之后，人们关注张伯驹的价值，往往是停留在他献宝行为的本身。章诒和认为，富贵一生、清平一生的张伯驹，演示的是一个“人”的主题，一个中国文人的模样和心情。也正因如此，张伯驹一代的群像，才让后人难以望其项背。

　　往者已矣，在颇为复杂的当今社会，或许世间再无张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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